郎红

而有明一代，也只在永乐、宣德两朝成功烧制出高温红釉，此后又成绝响。

关于郎窑红的特点，古玩行里总结出一句口诀叫“脱口垂足郎不流”。所谓脱口，是指郎红瓷器在口沿的部分往往没有红釉，所以呈白色（胎体的颜色），口沿没有颜色的原因不是故意要形成这样的效果，而是郎红釉易向下流动，所以口沿的部分釉薄，露出胎体的洁白。同样因为向下流动，在底足的部分便会形成釉的堆积，最终形成垂足。

郎红釉观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施釉工艺，叫吹釉，是用一头绑上纱布的竹管蘸釉，从另一头吹气，把釉吹到瓷坯的表面。豇豆红便使用了这样的方法，于是历史上也叫“吹红”。

这种特别的釉色，深受康熙皇帝的喜爱，不过因为技术难度太高，只是制作了一些小件的器物，多是文房用品，如小水洗、印盒、太白尊之类。奇怪的是，雍正、乾隆两朝就不再烧造豇豆红。以雍正皇帝的品味，这似乎很难想象，尽管据说雍正时期也曾烧过，却没有传世的实物。之后，一来皇帝没有这样的兴趣，二来烧造的难度也实在太大，所以直到晚清、民国造假之风大盛时，才再有尝试。

郎窑红以及它的副产品豇豆红无疑代表着康熙一朝瓷业烧造的最高水平。

豇豆红还有很多优雅的名称：美人醉、桃红片、孩儿面

珐琅彩

陶瓷历史上，最为名贵的彩绘瓷当属珐琅彩。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都画得满满当当，完全不留一点空隙

因为是涩胎，就会有另外一个后果，即必须把不上釉的部分用珐琅彩全部覆盖，否则，露出来的部分就会严重影响美观，实用性上也会大打折扣。

于是康熙时期的珐琅彩，就都画得满满当当，完全不留一点空隙。当时也没有大体量的作品。不过同样的满，康熙时期处理得大气磅礴，即使是一个小碗、一只小瓶，花朵都画得极大，顶天立地，两三朵就占去了大半的画面。不像乾隆时期，为了展现工艺的精巧，常常完全不顾整体的效果，画面成为细节的堆砌，变得繁缛而琐碎。

中国瓷

17世纪欧洲各国倾尽全力，试图能够摆脱无法烧造瓷器的尴尬处境，种种努力，却只能以陶器草草收场。最为成功的荷兰代尔夫特，也只是制作出表面上近似青花瓷的陶器，但却大受欢迎。

外销瓷青花花篮

民窑

康熙青花釉里红楼台小碟

官窑瓷器，自宣德朝始，便有写款的惯例，多数都写在底上，以“大明宣德年制”为范例。隆庆皇帝任性，非要写“隆庆年造”。这八个字的底款如果出自官窑，当然非常特殊，一来是和通例大不相同，二来还显示出准确的年份——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这一年，对景德镇而言颇不寻常，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于此年拉开序幕。数年间，百姓惨遭战乱之苦。战火燎原，景德镇亦不得幸免。“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圮”，窑业遭受重创。直到战乱彻底平息，窑业才得以重起炉灶。

几个细节展现出高超的制瓷水平。首先是画面上点缀的红色。这种红色被称为釉里红，与郎红、宝石红这类最为著名的高温红釉瓷属同一类型。只不过釉里红是以红色进行彩绘。这种装饰于元代首创，明代早期一度成就斐然，之后二百余年，即使是官窑，也难觅踪影。小碟之内，釉里红与青花相配，点画树叶及云彩。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得并不艳丽精彩，但在三百多年以前，这已经是杰出的成就。

如果对比永宣时期的青花风格，会发现此时瓷器的风格有了巨大变化。永宣青花呈现出水墨淋漓的效果，不见精雕细刻，风格趋于写意，青花色调浓艳感人，变化丰富。但这件小碟的青花色调已经大为不同，色调青翠，干净清晰，有一种透明的质感。这种青翠的蓝色，有时竟能接近翠鸟翠毛的明艳色调，被称为“翠毛蓝”。绘画也采用完全不同的技法。一楼的门窗与房内的帘布，可以看到色调的明显区分，帘布淡淡的蓝色均匀清透，边沿也干净清晰。这得益于分水工艺的成熟。分水使得青花在块面的表现上，可以清晰地展现丰富的层次，以至于康熙青花甚至得到“青花五彩”的美称，一如水墨画之“墨分五色”。而康熙青花也被认为是青花瓷史上继永宣青花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画面之外，再看看造型。碟虽小，形制上却非常地规整。盘碟之类瓷器，在烧造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变形。有如书法之中的横平竖直，做到中正平整似乎是基本的要求，背后却是功夫的体现。

第三个细节，是釉面微微泛青，胎体洁白温润，犹如美玉。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来需要优质的原料，二来对材料的加工处理也有极高的技术要求，比如对泥料需要进行反复地淘洗去除杂质，费工费时。

画面的主体有一楼台，虽然不很精细，但也算写实的风格，窗、檐甚至门上的帘布都有清楚的描绘，这样的画法，显然是借鉴山水画中特殊的一种，叫界画，精细的程度，有如现代的施工图纸。

康熙青花甚至得到“青花五彩”的美称，一如水墨画之“墨分五色”

官搭民窑

明代晚期终结的官窑，直到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才重新建立。

明代的官搭民烧，仅外派部分订单，其余仍需御窑厂独立完成。官窑与民窑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并不协同配合。但清代的官搭民烧，发展到后来，就完全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官窑负责瓷器的成形与彩绘，而民窑就只是负责烧窑。

包青窑

包青窑并非某种特殊的窑炉结构，如蛋形窑、馒头窑、龙窑等；也不是我们熟知的依照地域区分，如汝窑、耀州窑、吉州窑之类；更不是官窑的称谓，如宣窑、成窑或是郎窑。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窑业运营的全新方式。这种运营方式所反映的，是窑业规模的急速扩大和窑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一般而言，所谓的窑，就是指生产瓷器的作坊。一个作坊在获得原材料之后，进行成形、彩绘、上釉等一道道工序，最后烧成瓷器投放市场。相较起来，景德镇制瓷业已步入更高的高度。

明末成书的《天工开物》中，有这样一句话反复被人引用：“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大意是一件瓷器的制作，从头到尾要经过七十二人之手。后来，人们将此引申为七十二道工序，成为全行业通行的说法。

尽管宋代窑业百花齐放，但从产业角度看，仍限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而景德镇，此时已经构筑出一条完整、齐备而庞大的产业链，产业规模之庞大，完全超出古代社会的想象。